有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彭丰文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为何都要争正统？》一文，本次研习活动结合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将推文主题聚焦于“夷夏之辨”，试图对历史上存在的“夷夏之辨”的演变其影响进行简单的分析与解读，供大家交流学习。引言
“夷夏之辨”意为辨别“华夏”与“蛮夷”。中国古代对于“夷夏之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儒家的“传统华夷观”，儒家不仅认为文化是夷夏的判断标准，而且夷夏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文化认同来改变。这种对于文化认同的强调，不仅是历代统治者致力于实现天下一统的要求，也在潜移默化地推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
“夷”与“夏”之由来
“夏”又称为“华”、“华夏”，指的是居于中原的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在华夏族的孕育过程中，“夷”（或“蛮夷”）的观念应运而生，用来指代居于中原以外的族群。“夷”、“夏”称谓的由来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区系的新石器文化及其周围部落在长期的交流中，彼此不断接近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夏、商、周三族。由于夏、商、周三族地域接近、文化特征类似，因此在西周统一了三族之后，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字的夏商周三族融合形成了共同的“夏”族。战国时期，齐、鲁、晋、郑、陈、蔡、秦、楚并列七雄，称为“诸夏”，同列“中国”，但是随着四夷的“戎狄”“蛮夷”势力强大并频频内迁中原，诸夏的生存受到威胁。这种危机极大激发了诸夏的民族意识，导致诸夏开始联合，族称也由“诸夏”进而变为“华夏”。二
传统华夷观：从“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
1、夷夏之辨
传统夷夏观（又称为“华夷观”）是中国古代处理“夷”“夏”关系的原则。一方面，传统的“夷夏观”能够认识到夷夏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能辩证的认识夷夏之间的相互转化。在传统夷夏的形成过程中，儒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不仅强调“夷夏之辨”中文化对于夷夏的辨别作用，也认为这种文化的差别能够实现夷夏之“变”。尽管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夏”“夷”的不同，但是此时“夷夏之辨”并没有被准确地提出，“夏”“夷”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夷夏之辨”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夷夏之辨”辨的并不是族裔血统的差别，而是在文明程度的高低与文化地位的尊卑。
孔子认为是“礼”塑造了“夏”、“夷”的不同，后世学者们将孔子的这种思想总结为“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几千年来，学者们强调的这种“礼”不仅是《周礼》、《春秋》、《礼记》、《尚书》等等著作背后蕴含的华夏文化礼仪制度，也是外显于“服章之美”的华夏与四夷的文明差异。对于“夷”“夏”的这种认识，形成了后世“文明程度低，无礼仪文教者谓之夷狄，文明程度高，有礼仪文教者谓之诸夏”的基于文化上辨别“夷”、“夏”的标准。早如《左传》就提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晚如清朝郭嵩焘所言“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而言及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戎狄。”
2.夷夏之变
天下是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夷夏的转化可以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意为“夷”到了中原地区，只要是认可并学习了中原的礼仪文化，那么就可以实现从“夷”到“夏”的转化，反之，如果诸“夏”选择背弃华夏礼制，那么将归属于“夷”的行列。陈寅恪也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区分，而非以血统论。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人”。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作某少数民族之人”。从“夷夏之辨”，到认识到对华夏正统文化的认同能够实现“夷”“夏”转化，这是传统夷夏观的进一步完善。
秦汉王朝的建立，开启了大一统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儒家的“夷夏观”也成为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尽管也存在着“夷”“夏”之间的冲突，但秦汉两朝总体来看也都在认识到“夷夏之辨”和“夷夏可变性”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向外扩展华夏文化圈。
三
大一统：从“华夷五方”到“天下统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的这种“天下观”正是基于对“夷夏之辨”的认识形成。早在先秦时期“天下”就被视为一个“华夷五方”的格局——华夏由于具有先进的文明而居于天下中心，而“夷”则被称为“四海”。中国古代的“天下”，不仅是一个地理范围，而且是一种统治观念，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大一统”最早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认同于华夏天子的统治，在民族关系方面体现为强调“四夷”与“华夏”的和而不同，在对“四夷”的包容接纳中实现天下之中民族统一、民心所向。
儒家认为大一统的实现条件之一就是要“以夏变夷”，使得四夷认同于华夏政权，实现“天下之民归心”。这虽然是对于华夏统治政权的认同，但究其根源是通过向“夷”传播华夏文化并进行礼制上的引导，实现“夷”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不论哪朝哪代、什么族属的统治者，都将推动夷夏文化交流、实现大一统作为最终政治抱负。在这种追求统一的观念影响下，尽管存在政治上的冲突，但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从未断绝，“夏”不断吸纳“夷”，“夷”也不断认同“夏”，“夏”“夷”在数千年的交流交往交融中早已经形成了命运与共、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
四
文化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在历朝统治者通过“以夏化夷”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华夏文明的优越性被夷所认可，所以这不只是华夏文明向“夷”的单向传播过程，也是“夷”积极向华夏学习先进文明的交流过程。因此也有学者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对于华夏文明的认可，使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在获得统治权之后，也都秉持着“文化区分夷夏”的观念，尊崇儒学并学习华夏先进文化，这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夷夏文明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不仅是“夷”的历史与发展与“夏”息息相关，对“夏”而言，其历史轨迹也无法摆脱“夷”的影响。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使得夷夏之间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也随之密切，华夏先进技术和文化不断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各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引下，基于“夷夏之辨”对于文化认同重要性的认识，“华夏”不断向“四夷”进行文化传播，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双向过程。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这个纽带，将“夷”“夏”紧紧绑到了一起，夷与夏早已历史相通、文化相连。在彼此不断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各民族形成了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深层次认同，这种最深层次的力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些感悟”
此次对《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为何都要争正统？》一文的学习，公众号的成员们也有着自己的感悟——
徐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正统观的转变中得以展现，少数民族能如此充分地融入到中国这个统一的疆域之中，既有着文明先进性的影响，也离不开这一文明强大的包容性。”
刘明菲：“在正统观的流变中，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观点，即国家的分裂是国家、民族、个人的巨大痛苦与不幸，这令中国长久的疆域统一成为可能，统一的观念以成为正统观的重要部分。”
赵金龙：“夷夏之辨在我们专业学习中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它既是民族政治学的一部分，也需要用历史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我们在讨论当下我国的民族政策发展时，是需要回归到历史中去的，以此才能看清其真正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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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巴林右旗交通之声（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