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王所邦主编《宣威简史》护国运动后，中国南北各派军政要员互相争夺地盘，形成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借款、出售军火、派遣“顾问”等形式，控制各派军阀，从中渔利。
北洋军阀系统中分裂成几派，势力最大的要数皖系和直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掌握着北洋军主力，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自任大总统，控制了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了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全国除西南三省和两广、湖南外，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南方的各派军阀，势力较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系军阀先后得到日本、法国的支持，占有云贵两省，护国战争时乘机向四川扩张势力。桂系军阀得到英、法等国的支持，控制了广西、广东两省，其势力影响及于湖南。南方各路军阀在政治上与北洋军阀经常出现矛盾和争执，由此逐渐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自行组织内阁，于1917年9月重新任命各省督军、省长，对南方各省使用相互制约的手段，以便牵制。段祺瑞看到滇军在四川的势力，便顺水推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不久，蔡锷染病,准备赴日本就医，因而向北京政府推荐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护国战争以后，滇军久留四川，战祸连年，征粮索饷，扰民滋事，激起四川人民的反感。1917年10月,滇军全面收缩，退却到泸州。
1917年8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军政府成立，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桂系军阀)为元帅。10月初，孙中山派秘书长章太炎为劳军使，携带元帅印到昆明，送交唐继尧，促使唐继尧早日出兵北伐。孙中山通电主张“宜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公(指唐继尧)担任统率；既归于一，庶指臂之效有期”。11月初，唐继尧以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誓师北伐，而且亲自出马, 坐镇毕节，命令在川滇军与黔军合力攻四川，以挽回滇军在川的不振之势。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章太炎，要他催促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以壮军威”，但唐继尧并不表态，其打算不在北伐，而在占据四川。段祺瑞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派北洋军开赴湖南，进而进攻两广。在此紧急关头，孙中山于12月10日又发电催促唐继尧“出宜昌东下，进据武汉”，但唐继尧只是复电敷衍，滇军仍未出川。1918年，滇系、桂系军阀与直系军阀相勾结，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逼迫孙中山离开广东。
1918年8月，唐继尧率军由重庆回师昆明，在宣威驻扎，命县长孙嗣煌召集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在两级小学(今宛水一小)召开大会，听唐继尧发表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演说。这次演说，唐继尧又把其通电粤、桂、湘、黔各省的政治主张重复了一遍，大意是:“(一)各省军事，本系分途并进，各不相辖，惟关于军事状况及进行计划，宜随时通告协商，以便互为声援。(二)外交事务，推举一人主任，遇有重要事件，各省互相商定，即由主任执行。(三)将来收束军事，与北京政府交涉时，应互相协定，不得单独进行。(四)无论何方将来发表意见，于国家根本及军事前途，如有重大关系者，均应预为协商”。这一分裂割据的主张，已经置孙中山和军政府于不顾，而是在倡议“联省自治”。因之，“有入主政权之意。”唐继尧在宣威期间，县政府官员和乡绅们还联名向唐继尧请示，请求对在护国运动中做出贡献的宣威各界人士给予表彰。唐继尧欣然应允,浦钟杰等数人获得唐继尧颁发的银质梅花奖章。
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时局动荡，盗贼蜂起，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18年4月，武装土匪刘正国(小名刘毛四)率20余人由宜良回宣威。经过黄路冲时，保董何开科组织乡民拦截，刘正国等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刘正国率人洗劫黄路冲，保董何开科及其女被杀。为此，全县震动。
匪患的滋生和蔓延，与当时的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密切相关。在护国运动时期，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支队团长林桂清(宣威人)熟知宣威与威宁毗邻的秃头梁子，地处边远，偏僻荒凉，然民风剽悍，百姓练箭、习武之风盛行。于是，便从这一带招募了百余名弓箭手，编入自己麾下。经过严格训练后，装备精良的日制武器，作为狙击手，专为攻城、袭堡之用。林桂清早年就读于云南讲武堂，后派到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5年任滇军第七团工兵营长，同年参加护国起义，任团长。其治军颇严，训练近乎残酷，刘正国等人吃不消严酷的训练，曾一度开小差(逃跑)，被抓回后挨了一顿皮鞭。1916年1月，林桂清率部驻屯镇雄。同年4月以后，战事基本结束，刘正国等人陆续逃回。这批人逃回时携带枪支，不安农田，共推刘正国为首领，踞窝子箐，其骨干多为兵痞练勇，裹胁部分百姓参加，拉起了一股颇具实力的土匪武装。这股势力踞于云贵交界地区，与威宁西片区的马老四、李世良等遥相呼应，以抢劫为业，先后袭击掳掠水城、盘县乃至沾益、宜良等地。1920年前后，顾品珍发动政变，唐继尧逃亡香港，刘正国等人曾与唐继尧取得联系，接受其安排的任务。因此，这伙人的举动还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1921年12月9日，刘正国率千余人袭击宣威县城，攻入城内，抓住县佐(副县长)杨在芳并将其作为人质，胁迫县政府筹款赎人。此时，恰逢滇军团长范石生所部一个营驻扎宣威, 营长杨忠弼率该营在城内围剿，毙贼80余人，刘正国挟持杨在芳逃遁。为扩大战果，范石生令驻昭通的另一个营增援宣威，在飞来石与威宁匪首马老四相遇，大破其众。刘正国分遣数百人，据守新添铺至倘塘一带，阻击从昭通方向驰援的滇军。当打探到滇军前卫连已过可渡河，抵近陆家地时，刘正国连忙释放人质(杨在芳)，仓皇逃跑。范石生亲率部队驻扎宣威，督促清剿。时刘正坤(刘毛二)出掠水城，马老四出掠盘县，刘正国一面告急，要求马老四火速回宣威援助，—面率众抵抗，滇军一鼓作气，直捣刘正国老巢，匪从四散奔逃。刘正国侥幸逃脱，携家眷遁走宜良。范石生部下营长杨廷培大败威宁贼首马老四于阿都，马老四、马老五、马老六同时授首，毙其众百余人，余者皆抱头鼠窜。不久，刘正国主动向范石生自首，而范此时也正在其驻地蒙自招募人员，扩充实力，便顺水推舟,允许其改过自新，收编其众, 令其屯驻沾益。
另一股土匪撒万云出掠威宁，在这次清剿中有幸得脱，“凶焰日炽”。1922年6月，撒万云率众在石丫口伏击商贩，劫掠鸦片数十箱。“时值鸦片价高，每两(鸦片)银一元，经此宣威商情数年不振。”宣威县官员和各界人士屡次到省及曲靖呼吁，请求派兵清剿,以保一方平安。然而，军阀们都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地方匪患很少有人关心。最后由省署派出两个连，到宣威做做样子，壮壮声威，也就草草了事。1923年，宣威成立乡兵大队，下辖4个中队，其职能是保卫县城和重要设施，对于横行乡间的各股土匪，乡兵大队也无能为力。同年，云南省警卫团派其营长左荣昌率一个连驻宣剿匪，擒获志嘎匪首饶承祯并斩首。滇军营长孙占武追踪撒万云，击溃其众，宣境人心稍稍安定。1924年，云南省派省署警卫团长杨占元到宣剿匪，遇乡兵大队大队长人事变动，其属下中队长不服，策动士兵哗变,占踞东山寺。受此事影响，剿匪也就无果而终。同年10月,会泽土匪缪海清窜入宣威西北区(今龙潭、得禄)，滇军大队长龙秀华自会泽追踪进剿，在长麦地将其击毙。
1926年，宣威境内土匪勾结威宁包谷山以及戛利坪子土匪马鸣科、虎银标等入境，大肆抢掠而去。是年，成立县饷械委员会，专门负责剿匪事宜。
1927年，悍匪阮发高、马鸣科及其大小头目数十人,率领匪众数千人自威宁入境，分区域多路实施抢劫，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稍有不从，即刻杀之，人称“毛子”。匪巢之间，白骨累累。而凶锋四逼，全境几无净土。是年二月，滇军第二师教导队营长侯镇邦(宣威灰硐人)奉命到宣剿匪，击溃黎山匪党，焚其巢。
1928年，匪首熊连昌、撒重庆劫掠宝山，团防大队长魏玉振率团防大队进剿，被土匪打得大败，魏玉振被打死，土匪气焰更加嚣张。同年，滇军旅长刘正富率兵赴昭通，命营长邱秉常(宣威板桥人)殿后，行至分水岭，遇悍匪马理纲袭击，邱秉常指挥部下一阵猛打,大败匪众, 射杀数十人。同年，包谷山匪“司令”刘云三焚掠马场及猴街子一带，宣威保安团孔祥和、禄大勋、褚兴邦等往救，因实力悬殊而踟蹰不前，众匪肆无忌惮，疯狂掳掠。“贼所至，撒瓦掘地, 毁墙壁、薰岩洞无幸免者。”
1928年夏，滇军张汝骥部下高乃勋、禄自清由贵州水城进入东区(今海岱、田坝一带)，一路招安当地土匪武装，扩充实力，并扬言进取宣威县城。县长王钧国大为恐惧, 急忙派两级小学校长樊集麟、团总宁尚元作为代表，向驻守曲靖的滇军旅长刘正富告急，请求派兵协防。刘正富爽快答应了宣威的请求，亲率团长侯镇邦兼程驰援。侯镇邦所部行至高坡顶，就听到板桥方向枪声大作。侯部急行至板桥，得知是土匪阮发高、马鸣科率众抢劫板桥，并从西南区(今热水)捆绑普通民众百余人作为人质。侯镇邦迅速做出战斗部署，分兵截住要道，以大队人马围攻。板桥人樊春煊也组织乡兵配合侯部里外夹击，阮发高、马鸣科等匪众向西逃窜，至箐门前又听到土炮声响起，阮、马等人如惊引之鸟，争相涉西河夺路而逃，时值西河水涨，淹死者甚众，阮、马二匪元气大伤。侯镇邦率部进入海岱冲，高乃勋、禄自清等遁回贵州水城。
1929年2月，宣威团防大队长禄大勋在得宜伏击阮发高， 反被土匪打得一败涂地, 禄大勋引咎辞职。阮发高率大批土匪入倘塘西冲,“掠男妇，驱牛羊，从容而去。”同年3月, 滇军团长侯镇邦渡马摆河，直捣匪巢，夷其堡垒, 阮发高等侥幸逃脱。同年8月，宣威团防大队长张汝斌率团防大队围西南区(今热水)土匪于响宗，击毙匪首刘云三。1930年冬，阮发高卷土重来,纠集匪众千余人，肆扰东区(今海岱、田坝、东山一带)。西北区惯匪马耗四亦滋扰东南区(今板桥、羊场一带)。宣威匪患四起，烽烟日炽，省府震动，县长陈毅被控渎职，解省查办。
1931年1月，云南省派滇军第十团团长郭建臣率部驻宣剿匪, 但收效甚微。同年3月，郭建臣部奉命调回，第四团团长万保邦部接替郭建臣部进驻宣威，遂行剿匪事宜。不久， 东区(今田坝、海岱、东山一带)土匪武装被瓦解。东区两大匪首周宗富与王天朗素来不和,为争夺势力范围，屡屡发生火并。1932年6月，万保邦部营长蒋乐义率兵进至东区，王天朗向蒋乐义缴械投降，并表示愿意协助蒋剿灭周宗富。蒋乐义收编了王天朗的土匪武装, 令其为前锋, 追剿周宗富。周宗富早年曾在滇军侯镇邦部下任国防第五中队队长，后因团队缩编，失去中队长一职，但“仍拥众自豪，鱼肉乡里,与水城人互相杀掠，东区及水城人畏如蛇蝎。”面对滇军和王天朗的强大攻势，周宗富假意投诚以拖延时间,一面组织力量反攻，击毙王天朗。蒋乐义伺机发动攻击,擒获周宗富，东区稍事安定。
宣威匪患的滋生和蔓延，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连年战争，抓兵派款，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匪首们为扩充实力，裹挟百姓参与，逼良为匪。境内大大小小数十股土匪，大股土匪劫掠州县,“借招安之名，结权要，勾奸细，侦虚实而输送枪支子弹”。小股土匪则打家劫舍，横行乡里，为患一方非一朝一夕。近城者若虹桥、太阳冲、虎头山、左所等处皆被抢劫，稍远的村寨更是不能幸免，有的甚至一月中被连抢数次。有时候一伙土匪刚走，另一伙土匪又接踵而至。土匪们抢不到值钱的东西，连小孩、妇女的衣物也不放过。很多村落往往不惜人力、物力、财力，修筑城墙，建盖碉楼以求自保。地主、乡绅们则购买土枪、土炮，平民百姓准备斧头、砍刀、棍棒抵御土匪。尽管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送至官府，但各级官府也无可奈何,“惟有紧闭城门,任其蹂躏之一法耳。”

来源：宣威市图书馆（微信号）